「在這個資訊快速流動的時代，勞動影像是一塊敲門磚，從故事延伸擴大，讓參與者看見勞動者的身影，進而思考相關勞動議題，開啟社會對話才是社會改革的開始。」
即將在八月底登場的「2016台灣國際勞工影展」這次將目光投向台灣與全球的年輕世代，讓觀眾在勞工的日常與工作中看到他們如何面臨不穩定的就業情況、失業以及嚴苛不公的薪資條件。由公民影音行動資料庫製作的紀錄片《被偷走的七天》，正是近來勞方、資方與政府鬧得沸沸揚揚的國定假日議題，到底這七天國定假日為什麼對勞工如此重要？在這莫名蒸發的七天中，又隱藏了哪些政府不願明說的秘密、資方極力擺脫的責任？
時薪打工族的哀歌——魚目混珠的「例假日」、「休假日」與「休息日」
2015年12月9日，勞動部公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三條修正案，勞工將由原先的十九天國定例假日縮減為十二天，此舉乃是為了配合將於2016年實施縮減法定正常工時——也就是每週40小時、俗稱「週休二日」——之配套作法。然而，勞工的「週休二日」休的是「例假日」和「休息日」（簡稱「一例一休」），並非真正像公務員一樣是週休二（例假）日，因此引發勞工團體的不滿。根據法律規定，「休息日」與「例假日」級別不同，勞工領到的薪資也不同，未來如果砍掉七天國定例假日並推動一例一休，意謂著勞工將無法在「被偷走的七天例假日」內依法要求兩倍薪資。
政府為什麼要砍假？根據收錄在紀錄片中的片段，前任勞動部部長陳雄文表示在新制度之下，勞方雖擁有更多假期時數，資方卻將面臨重大損失（單日勞工僱用成本為九十億），因此決定砍去七天國定例假日以平衡舊制與新制之間資方所需付出的成本衝擊。政府急於將新制度推行上路，然而完善配套措施尚未擬定，資方很容易鑽法律漏洞，首當其衝的，就是像受訪者蔡侑恩的「時薪打工族」以及航空業、電子業等國定假日需要出勤的勞工。雇主有了政府「一例一休」當作藉口，不僅沒能解決勞工工時過長、工資過低的困境，他們有無讓勞工領取加班費也是棘手問題。片中另一位由生技業轉職服飾業的受訪者坦言：「因為之前在生技業的起薪是22Ｋ，所以聽到兩萬八覺得好像還可以接受，可是後來發現我好像沒有實質真的領到這麼多。事情做不完，你可以選擇加班或不加班，因為就算加班也沒有加班費。」
政府的傲慢以及與資方的共生結構
觀眾不難從《被偷走的七天》的視角中發現，勞動部的立場經常顧慮資方態度，也常常以資方是否須承擔虧損、是否影響到經濟成長作為修法依據，而不是站在勞工這方替勞工爭取權益；另一方面，政府又試圖將法規複雜化，此舉將使得原先就已經有解釋空間的法規更容易被資方拿來作為開脫說辭，也可能讓想了解法規的人民在看了複雜的計算方式後望之卻步，喪失反抗與保護自己的機會。陳舊且過時的《勞基法》讓資方有利可圖，勞工只能無力地承擔或選擇起身反抗，政府與資方共生結構，在此無所遁形。
政府的傲慢同時也被記錄在《被偷走的七天》中——面對努力爭取權益的抗議勞工們，前勞動部部長陳雄文選擇讓警察站在第一線阻擋人民聲音，而不是親自與人民對話溝通。在台灣，勞工議題成為政治人物大選前拉票宣傳的工具，更是國民兩黨攻擊對方的武器，本該與人民站在同一陣線對抗資方剝削的政府不但沒有挺身而出，還總是藉此攻擊政治對手，並在大選後跳票。總統蔡英文曾在選前保證，配套措施善尚未制定完善前不會砍假，然而從眼下情況看來，民進黨政府卻漸漸偏離選前承諾，很難叫人不憤怒失望。
青貧世代，未來怎麼辦？
每年台灣都有無數年輕新血自學校畢業，進入職場，但這批國家新秀面臨的卻是舊政府強行砍假與新政府承諾跳票的嚴苛窘境，官商壓迫的高壓環境下，年輕人縱使再有熱情，也無法克服不利的生態。「如果你只是在一間小的工作室，或另外一家餐廳遇到這種情況，但老闆就是不理你（勞工權益），你會怎麼辦？」「嗯......不然就辭職啊，就算了。」儘管是笑著受訪，但仍舊藏不住背後的無奈。當「窮忙」成為一整國青年的「永久」過渡期，頻頻出現在一張張年輕臉孔上，政府更應解決問題而非迂迴躲避，人民也更應關切自身權益並發聲爭取。青貧世代，我們絕對值得更好的未來。
圖片來源：2016台灣國際勞工影展官方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