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隨機殺人事件頻繁，因而令人疲乏的論戰無限輪迴著。每當某些人試圖從兇手的生命史或人格特質來推測犯案原因，其他人就起而抵抗標籤污名，認為兇手只是個案；每當一群人疾呼將兇手判死，另一群人就駁斥死刑這種隔離式的解方是治標不治本，應將社會結構問題一一擊破。從「隨機殺人」這無解的意義黑洞裡，我們究竟能學到什麼？葛斯范桑（Gus Van Sant）的《大象》（Elephant，2003）並不戮力剖析任何可能具有公共意義的病徵，也不把兇手特殊化，就只讓觀眾靜靜地看事件發生、體驗詮釋的無力。
《大象》劇情單純，平實紀錄某個校園槍擊案發生前一刻，眾多師生的生活切片，和兩位年輕兇手的籌備過程。故事發想自美國柯倫拜校園槍擊案，但無論片名，或從眾多行走的角色背後跟拍的極簡手法，均源自亞倫・克拉克（Alan Clarke）1989年同名短片，該片中，鏡頭帶著觀眾尾隨愛爾蘭內戰的槍手行走，狙殺一個個來不及反應的受害者，再若無其事地步行離去，其間少有剪接，毫無配樂，沒有對白，沒有受害者的尖叫，也沒有加害者的生命背景。
不過，兩位導演對「大象」一詞的聯想不同，因而兩部片也有了微妙的調性差異。亞倫・克拉克的片名源自英文「房中的大象」的典故，意指無比明顯卻無人討論的巨大問題，由此，他側重於傳達撲面而來、不加修飾的暴力。然而葛斯范桑在拍片之初誤讀了「大象」，他以為這意謂「盲人摸象」，每個人只看見局部真相，而整體卻不被認識。
循著這條線索，暴力篇幅在葛版《大象》中被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多線卻無助於釐清問題的敘事。觀眾跟著多位學生走逛校園，也跟著犯人一起籌備犯案所需，但到頭來卻觀察不到行兇原因。儘管兇手的確曾遭霸凌，但與其他人所經受的傷害差別不大。片中也曾拍到兇手玩射擊遊戲的段落，但他們是為槍擊案做準備，或早早就被射擊遊戲「帶壞」，其實並不清楚。兇手也曾觀看電視播出納粹德國的紀錄片，言談中卻表示自己是第一次看見希特勒的臉，暗示他們的暴力行為也不太可能是模仿之舉。除了殺人之外，他們與同學毫無兩致。
所以，究竟為什麼呢？
電影前段，一個女孩參加了校內性別平等工作坊的會議，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地討論著「如何判斷一個路人是同性戀者？」而大開殺戒前，在淋浴間感嘆死前不曾接吻，因而湊近彼此嘗試擁吻的兩位兇手，又算不算同性戀？這個瑣碎的情節或許體現了《大象》的意旨：有時候，人們用來探測真實的任何工具都會失效。它就是這樣自然地降臨了。
（影像來源：Cinematraq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