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奪魂索》到《鳥人》:開窗後,「超人」都去了哪裡?(上篇) | 經典回顧 | 蒸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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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英國的驚悚大師希區考克(Sir Alfred Hitchcock)在1948年完成他的第一部彩色電影《奪魂索》(Rope)。他一生曾獲得兩座金球獎(Golden Globes)、八座桂冠獎(Laurel Awards)以及五座終身成就獎,也多次入圍奧斯卡最佳導演。希區考克從拍默片起家,因此對畫面非常講究,他的分鏡圖還被收錄在電影教科書中讓學生學習。即使他的電影已是好幾十年前的作品,卻仍受歡迎——原因無他,他實在太懂觀眾到底在怕什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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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導演阿利安卓·崗札雷·伊納利圖(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這幾年的表現引起不少人的注意,去年以《鳥人》(BiRDMAN)拿下第87屆奧斯卡最佳導演獎項。伊納利圖早在2000年的坎城影展(Festival de Cannes)就因《愛情像母狗》(Amores perros)獲得國際影評人週的評審團大獎,隔年也拿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才藉此機會前往美國發展,開始他持續且高水平的創作。

 

兩部「一場戲一鏡到底」的電影

 

《奪魂索》和《鳥人》雖然相隔六十七年,卻同樣在表現手法上展現導演的野心與意圖。《奪魂索》的一鏡到底不僅讓片長趨近於故事實際發生的時間,也讓觀眾無法藉由鏡頭切換逃離密閉的宴客場合,這種不自由感或許就是希區考克想要營造的氛圍;《鳥人》的一鏡到底則是讓觀眾穿梭在主角虛實交錯的世界之中。電影的剪接是一種藝術,也是一種優勢,但有些導演願意挑戰極限,考驗自己場面調度的功力,不論是《奪魂索》還是《鳥人》,這些一鏡到底絕非膚淺的炫技,而是為了呼應創作主題的必要手法。

 

《奪魂索》中的「超人」:尼采超人哲學的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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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Nietzsche)出生於1844年,他的一生活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之下,無數死傷難免在他心中蒙上陰影,再加上十九世紀歷經啟蒙運動已兩百多年,工業發展與理性的弊病在社會上蔓延,許多長久以來的信仰與價值觀遭到摧殘和解構,因此尼采急切地想要建造一個新的價值觀體系,重現人存在的意義。儘管他一生感情、事業皆不順遂,經常被當作神經病,連基督教徒也不接納他,在今日卻被視為存在主義的宗師與後現代主義的開端者。

 

在《奪魂索》一片中,布蘭登和菲力浦以繩索勒斃同窗好友大衛,並將大衛的屍首放在當晚宴會場地的一個木柩內。布蘭登殺害大衛的念頭來自誤讀尼采的「超人」之說:布蘭登將自己視為高等人,因此有權力宰制劣等人的生死,他自認是演化論中較優越的物種。傲慢的布蘭登除了將念頭化作實際行動之外,還需要觀眾欣賞他一手打造的謀殺藝術場景,因此他邀請了死者大衛的父親、前女友以及昔日的舍監卡提爾(James Stewart飾)來到兇殺案現場一同享受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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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魂索》劇照。左起為飾演菲利浦的Farley Granger、飾演卡提爾的James Stewart和飾演布蘭登的John Dall。

 

希區考克在《奪魂索》中針對此一優越論的觀點讓角色做出許多討論,例如布蘭登在晚宴席間曾高聲說到:「善惡對錯是發明給平凡人、次等人遵守的,因為他們需要這些規範。」大衛保守的父親聽了覺得很不悅,便厲聲說道:「那麼誰又該決定哪些人應該高人一等、哪些人適合被剷除?」根據尼采的原意,人類是「超人」與動物之間的過渡物種,超人乃是人類最終存在目的,是一不停探索內在而臻於完美的自我超越之人,不過在布蘭登眼中,「超人」可是一個極佳的行兇的藉口——對希特勒而言也是。《奪魂索》首映於1948年,距離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不久,想必許多人對希特勒令人髮指的行徑還記憶猶新,希區考克在片中也讓大衛的父親對布蘭登的理論加以反駁,並說出「希特勒也是這麼認為的」這樣一句台詞。儘管《奪魂索》最初因為情節對某些國家來說太過驚世駭俗而遭到拒播,也引起不少反彈,但回到希區考克的在此一主題的表現方式——而非主題本身——其實可以發現他對希特勒的譴責。他在推動劇情同時,一直試著讓觀眾感到不適:斗室中人物緊挨著的擦身與流動,泯滅人性的殺人兇手近在身旁,屍體與食物擺放在同一處等等,如果他的目的是要讓觀眾認同殺人行徑,怎麼會這樣處理呢?希區考克的立場其實很明顯:人不能妄想要當上帝。

 

▲《奪魂索》轉場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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